信悟依缘

科学理性和怀疑精神的盲目反叛与艰难回归（一）

——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到仇视中共政权再到我负共产党
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自打懂事儿开始就亲眼目睹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赶上了中国人自1840年以来都一直梦寐以求的黄金时代，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全国重点大学的一名大学生。毕业后又来到××市××区某事业单位工作。我属于典型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幸福一代。正当应该用自己所学报效祖国的时候，我却由于痴迷李洪志及其邪教“法轮功”而锒珰入狱，成为李洪志的政治工具和牺牲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受明慧网的鼓蛊而仇视中共政权，并抱着“铲除邪恶”的心理替李洪志及其邪教“法轮功”制造谣言，诬蔑自己的政府。后来在政府政策的感召下，在监狱警官耐心细致的帮助、教育、感化、挽救下，通过不断学习，逐渐认清了李洪志的丑恶嘴脸和欺骗本质，幡然醒悟：中国共产党没有对不起我，是我负共产党，我辜负了党和政府的三番五次的挽救。面对自己曾经的偏执和痴迷，我真的是痛悔不已，我现在想真诚地向祖国母亲道一声：请原谅儿子的无知和邪见，谢谢母亲的宽宏和艰忍，我愿为成为一名坚强无畏的反邪教战士！我愿为反邪教事业贡献一份绵薄的光和热！
（一）
一九八九年大陆发生政治风波时，我正值初三，在事件过程中我听到了不少谣言。进入高中后，在政治课学习中了解了政府对“六四”事件的定性，但对很多问题并没有认识清楚，在繁重的学习任务下，我的政治热情和兴趣一再降低。在高中阶段，又从媒体中得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事实，但这些变化离我太远，不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我心里也就是体会到共产主义理想破灭了，仅此而已，没有功夫在这方面深究什么。
一九九三年来到××大学以后，确实想刻苦学习大展鸿图，可是我却由于身体原因——新生体检时查出肝炎——而差点休学。虽然经过治疗，恢复了身体健康，但心里却并没有彻底恢复健康，总认为自己体质差，总想找门儿气功练练，以求从根本上改善体质。就这样在经历了两三种气功后，一头扎进了“法轮功”里。一开始也有怀疑，《转法轮》中用错“光年”的地方，我在看第一遍时就发现了，并在集体学法时向辅导员提了出来，可是她却指责我，说我常人观念太重，用常人心来衡量高层次的东西。虽然心里不服，但在“短时间内会让你体会真正没有病的滋味”的诱惑下，放下了“常人”心，一遍遍地追寻“高层次”的东西。其实这是放弃自己的科学理性和怀疑精神，把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代价地交给了李洪志。接下来，在一遍一遍地盲目灌输《转法轮》的过程中，逐渐变得对“法轮功”深信不疑，无形中觉得传授如此“高德大法”的“师父”李洪志真是个值得人敬仰的人，进而在李洪志的号召下产生了背诵《转法轮》的想法。高强度邪教思想的灌输让我认定“法轮大法”就是宇宙真理，心中逐渐打算：今生生是大法人，死是大法鬼，所有的工作和事业都得为“修炼”让路。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为了让人觉得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所以在工作中表现的认认真真、踏踏实实（这其中绝大部分因素是因为练“法轮功”之前我就是个实在人），不然的话自己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修炼”中去，因而业余时间都用于学法练功。而且自己也明白，我这么坚定地修“大法”，跟一个常人是过不到一块的，所以就刻意“随缘”地找一个“志同道合”的练功人结婚。由于我对“大法”、对李洪志的感情要超过对妻子的感情，所以自我们结婚以来，她总在埋怨我从不把她当回事儿。同时自己认为得到了宇宙真理，所以想尽一切办法把信基督教的奶奶、大姑和小姑成功地拉进了“法轮功”，目的当然是为了让她们都在劫难来临时能够得到保护和救度（当然现在明白，这是在无知中谋害自己亲人的慧命）。
（二）
一九九八年七月，“法轮功”练习者接到了通过研究会下发的“经文”《挖根》，李洪志在其中说：“我早就看到有个别人，心不是为了维护大法，而是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的什么。……你们不能总是让我带着往上走，而你们自己不走，法讲明了你们才动，没有讲明你们就不动或反向动，我不能承认这种行为是修炼。关键时我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修炼是严肃的，差距拉开得越来越大了，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其实能做一个好人也可以，只是你们要清楚，路是你们自己选择的。”在接到这篇文章之前，我周围的绝大多数练功人都不知道1998年6月份的“法轮功”围攻北京电视台事件，集体学法时念完《挖根》之后大伙讨论，大家的意见并不能统一，有人说：“修自己的，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呗，不理他不就完了。”有人说：“我们得跟着‘师父’走，决裂人，以求早日圆满。”也许李洪志知道“弟子们”对《挖根》有不同的认识，所以急急忙忙地赶到吉林长春，借长春总站副站长徐寅筌的儿子婚礼之际，隐蔽地召开了辅导员会议，以便统一练功人的思想。会上有人问：在北京类似事件中，坚定实修者怎样？李洪志回答：“……实际上是为你自己找借口，为你另外一颗心找借口。不是实修不动，你平时表现得真的那么实修，那么不动吗？”之后，这次讲话和答疑被迅速整理成《长春讲法》发行，并让学员在练功点购买、学习。
由于李洪志扎实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学员们在集体学法时统一了思想，对个别坚持认为应该“实修不动”者作了批判，并要求坚持这一落后观点的学员回去后多学习《挖根》和《长春讲法》。这样做的结果是，使不少持不同意见者转变了落后思想，跟上了大流儿；极少数悟不过来的人干脆不来集体学法了，自己在家练。1999年4月份，针对天津教育学院（现已并入天津师范大学）主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封二上发表的何祚庥“攻击”“法轮功”的文章，各辅导站传达指示，号召大家去甘肃路天津教育学院去反映情况，也就是说要“动”起来。于是从1999年4月19日~23日，到教育学院静坐的练功人越来越多，最高峰时达到六千多人，最后发展到4月25日上万人围攻中南海。这期间我基本上是场场都不拉，从天津到北京的围攻事件我都是参与者，当时只是觉得我终于赶上“圆满”的机会了！可现在回想，《青年科技博览》这样的小杂志，在天津市也没有太大的知名度，李洪志和研究会怎么会有如此灵敏的嗅觉。最近在看完《我是何祚庥》之后我才明白其中的玄机。由于何祚庥、司马南在1998年5月25日的“北京特快”节目中，揭露“法轮功”使中科院博士生练功走火入魔进精神病院的事实，北京电视台受到上千人的数日围攻，最后以记者和制片人被开除而宣告了“法轮功”的胜利。因为有“三不政策”制约，大的媒体也都知道北京电视台的事件，因而所有关于“法轮功”的负面报道在北京媒体的主编那儿是通不过的。可是何祚庥和司马南等人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心的驱使下，一心想揭露伪气功和伪科学的欺骗本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选择到小报小刊上去揭批邪恶。北京的小报小刊当然也知道北京电视台的尴尬，不会给何先生以机会，于是何院士在心急如焚的情况下选择了天津的小报小刊——《青少年科技博览》。我相信《青少年科技博览》的主编如果了解北京电视台的遭遇，也一定会婉转地回绝何院士。当然了现在也不能说何院士的手法有些“卑鄙”——故意骗了主编，当时的情况下何院士诚不得已而为之，殷殷忧国之意，拳拳爱民之心确是苍天可鉴的。
总之，1999年的4•25事件是李洪志数年来苦心经营的结果，李昌、王志文、纪烈武和姚洁这些研究会的骨干成员，也都是处在不同程度的痴迷状态而组织了围攻事件。就象姚洁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这些痴迷者，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助纣为虐的害人者。我相信2006年记者在狱中采访李昌、王志文和纪烈武时，他们说的是实话，他们三个人不但没有从“法轮功”中拿钱，相反却心甘情愿地付出数千到数万元不等。
（三）
1999年5月7日，中共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干部发表了一封给中央领导的公开信：“宇宙大法从上到下，直至整个人类社会都是贯通的，常人社会是宇宙大法最低一层的体现。他们（指4月25日到中南海静坐的“法轮功”的信徒——笔者）到中南海的根本目的，说穿了，就是想把这个大法告诉中国最高决策层，让中国最高决策层的人包括更多的人受益啊，对他们来说别无他求。他们中的很多人明知这样做要冒风险，可能会被误解，被批判，被指责为大逆不道，有些人在去中南海之前给家人留下遗言，做好事也要付出啊。但是为了弘扬宇宙真理，个人生死算不了什么？！”这封信在练习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当时从网上（明慧网）读了全篇，觉得写出了我的心声，作者简直就是我的榜样。1999年6月份我针对原单位给我作工作的情况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主要是说中办国办公开表态不会影响气功爱好者的练功自由，可单位领导却不断逼迫要求书面表态不练功了，我态度模糊地表态说要跟中央保持一致。老实说，这时只是讨厌单位领导干涉我的自由，强奸我的意志，只是希望中央能够看清真相，给我们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同时大家又都按要求学习了李洪志在悉尼的答记者问，统一了口径，坚决不承认“法轮功”有组织，不承认李洪志亲自策划组织了中南海围攻事件。
我由于6月份向明慧网投稿时留下了自己的Email地址，所以1999年7月21日上午便收到明慧网发来的数十个“紧急通知”，号召到北京阻止7月22日的中央大行动。最近我在《我是于光远》中看到：“中央取缔‘法轮功’的文件，是7月19日下发的，此前，中央当然要开会酝酿、研究，会上还播放了《李洪志其人其事》的录像片。可是，当我们党慎重研究，做出最后决定时，中央领导同志最最担心的竟然是保密问题。”（《我是于光远》P140）
    中央领导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而且事实证明，7月20日网站上已有消息说中央电视台即将播放“诬蔑”李洪志的节目，号召练习者行动。由此可见李洪志向政权要害部门的渗透之深，流毒所及必然产生巨大的危害。
（四）
由于事先得知中央将于7月22日取缔“法轮功”非法组织的文件内容，我们两口子同十几位××市区的练习者7月22日一大早便乘火车出发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附近转了十多天时间。最后我也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荒唐，于是两次打电话回单位打探消息，领导在电话中告诉我，单位的同事们这十几天到处找我，劝我什么也别担心赶快回单位。回去之后，我哥哥也特意从老家赶来，双管齐下，逼我写悔过书，为了不让大家难堪，我违心地写了，并表示脱离“法轮功”。
可是我心里放不下，总是偷偷地上网看明慧网的东西，再加上一些“法轮功”练习者到我家“串联”，1999年10月份我又向明慧网发了两份消息，立场完全站在“法轮功”上，就是觉得应该为“大法”鸣不平。这期间还听了李洪志在海外的讲法：“人家都说你是邪的了，你还不动吗？”同时由于自己在8月份写了悔过书，心中总感觉自己背叛了大法，辜负了“师父”的慈悲救度，产生强烈的负罪感，酝酿着若有机会弥补自己的过错，一定不能放过。
中国人特有的政治意识二重性在我身上也发挥到了极致。所谓二重性就是：一种认为政治神圣，产生对政治盲目崇拜的意识；另一种认为政治污浊，产生政治是污浊的投机场所的意识，政治家的全部活动都是勾心斗角的奸诈权力斗争，因而盛传小道消息，以为政治的全部含义都在于此，带着卑污的心理看待政治，把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完全归结于政治家的私人动机和手腕。这时，明慧网上大肆宣传，取缔“法轮功”完全是某个国家领导人的一己私欲和妒嫉心而发动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何祚庥和罗干是连襟，两人联手整治“法轮功”，一个为名，一个为权，完全是昧着良心在干……这类的小道消息层出不穷。对这些我当时基本上全都相信。
最近看完“四大恶人”丛书，我才明白怎么回事儿。“法轮功”的二号人物叶浩曾是公安部某局副局长，电脑系统专家，就是他一手创办了明慧网，他的政治目的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深谙政治造谣之道，施展诬蔑之能事，无所不用其极。这就是明慧网的政治谣言能深入“法轮功”痴迷者之心的原因所在，许多象我这样政治上迷迷糊糊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明慧网政治谣言的俘虏，变成了李洪志及其邪教“法轮功”的政治工具和牺牲品。
何祚庥1999年7月6日《在京西宾馆的报告》中说：“1995年，我们写了一系列揭露伪科学的文章，文章揭露到哪儿，有的人电话就打到哪儿，查问为什么有这样的文章。当时某部门负责人发表了一个谈话：说对伪科学问题弄不清楚，现在吃饭要紧，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有心情管伪科学？对伪科学搞‘不宣传、不争论、不批判’。实际上是只准别人宣传，不准我们批判。所以我们告了一状，以大量的事实，要求我们可以批判，送了一个报告，送到江总书记那里。江总书记当时接到我们的报告以后，让宋健同志带了几句话给我们，其中，第一句话讲，科学家们的意见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用英文讲的，政治家有他的难处；第三句话，政治家要照顾方方面面；另一句话是，我就不相信‘水能变成油’。下面说一下我们的认识。第一，既然江总书记说我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当然我们照反伪科学不误，虽然有困难，但是，东边不亮西边亮，大报不登小报登。第二、第三句话，江总书记既然说政治家有困难的话，你就不要老写报告给他了，麻烦他了。第四句话，他讲得很明确，‘水变油’他也反对，这意味着江总书记不仅在原则上反对为科学，而且还带头具体反对某一些伪科学，所以这是一个信息。”（《我是何祚庥》P58~59）
郭正谊在《李洪志及其邪教“法轮功”是如何组织其信徒进行反社会、反人民、反政府的》中透露：“由于‘法轮大法’的种种非法活动，新闻出版署于1998年6月16日编写了《新闻出版要情》向中共报告了‘法轮功’围攻新闻单位的情况，公安部于1998年7月21日发出对‘法轮功’进行调查的通知，这时他们利用向党政机关的非法渗透，盗窃文档资料，及时发出了两则《简讯》号召信徒们抵制，并且组织一批老红军、老革命、老科学家们联名（这其中就包括‘法轮功’的核心骨干叶浩）写信给中央，吹捧‘法轮大法’，妄图蒙蔽中央，使中央投鼠忌器以达到保护他们继续进行非法活动的目的。
与此同时，由于宗教文化出版社于1998年6月出版《佛教“气功”与法轮功》，揭露了‘法轮功’的邪教真相，于是他们又向中央告恶状，署名的正好是‘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核心骨干，即李昌、于长新、王志文、叶浩、纪烈武等人，从而暴露了马脚。”（《我是郭正谊》P238~239）
即使在1999年4月25日后，中央也没有立即取缔“法轮功”，而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法轮功”现象综合研究课题组，认真而深入地剖析研究李洪志及其“法轮大法”。在课题组的报告出来后，中央才开会研究确定反击“法轮功”，7月22日当日也只是取缔非法组织，公布事实真相。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打击邪教犯罪，则是10月31日的事情了，且完全依照立法程序进行的。立法的滞后性是刑法所具有的主要特征之一，世界各国概莫能外。同时也说明了，中央在1999年4月25日之前对“法轮功”没有关注，明慧网的谣言不攻自破。
可是我在1999年10月份可没有今天的理智和清醒，而是发誓要为阻止中央将“法轮大法”定性为邪教出一份力。所以当时在辽宁盘绵“法轮功”串联人员的带领下，到北京朝阳区长店镇参与非法聚集，最后导致被劳教一年的行政处罚。
（五）
这一年的经历，不但没使我的痴迷有多大改变，反而更要命的是我产生了强烈的近似仇恨的逆反心理。虽然2000年10月从劳教所出来后单位又接纳了我，但我却认为这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是上级党委压迫的结果，否则他们会有一万个不接纳我的理由。当初在劳教所里写下悔过时就想，从这里走出去后，我再也不写骂“大法”的话了，我也不想再来这暴力机关，因而也不想再为李洪志和“法轮功”摇旗呐喊了，只想保持中立立场。回到原单位后，他们不是让我工作而是让我天天继续学习，写认识，我心里那种反感真的是难以抑制，糊弄应付了两天后，说什么也不写了。
接下来在2001年1月份，春节前夕，我被单位领导骗进了××区法制学习班（因为我若事先知道具体情况，一定会跑掉）。象我这种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比较欣赏的人，是无法容忍这种不履行任何法律手续就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的。但是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政府工作人员，面对已经怀有两个月身孕的妻子，我思前想后，觉得我若继续顽固而被再次劳教也太窝囊了，于是我选择假意妥协。
由于在劳教和法制学习班期间，亲眼目睹了其中的阴暗面，再加上李洪志肆意地夸大政府阴暗面，我心中的逆反已变成了仇恨，极端仇视中共政权，总想伺机报复一番。于是我就根据道听途说的消息，加上自己的想象，肆意地辱骂中国政府，仅从两篇发表于明慧网的“新闻”标题中你就可以体会到内容如何：《“大法弟子”被转到以打死人合法而臭名昭著的××市×县劳教所继续迫害》、《“大法弟子”被××恶警游街示众》。
我明知这是违法，所以做事特别小心谨慎，跟其他人都是保持单线联系（都是从明慧网上学来的）。虽然我是假转化，但由于我掩饰的比较好，所以骗过了领导和同事们，继续让我参与并主持了两项重要的城市规划项目：《××市××区停车场规划》和《××市××新区核心区中环线预可行性研究》。本来我就认为练“法轮功”是我的业余信仰，与工作并不矛盾，再加上领导、同事的信任和热情帮助，我的仇视心理有所降低。况且2001年8月份妻子为我生了个儿子，我多多少少也意识到自己的人生责任，更使我不愿为李洪志和“法轮功”百分之百地付出。2001年8月份，李洪志在海外鼓动“十年圆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练功人都接受了李洪志的心理暗示：2002年5月“法轮功”传出十周年之际，差不多该是“白日飞升”的时候了，于是我此次的同案犯，甲某（女）、乙某、丙某、丁某都抛家舍业，成了以“讲真相、学法、发正念”为业的人，其中乙某、丙某二人多次找到我劝我立即抛家舍业走向“圆满”。但是我总在犹豫，说对李洪志百分之百相信，为其而生而死，我还真做不到，我只是抱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态度参与实践；说为“大法”完全抛弃事业，我也做不到，我还是挺偏爱自己所从事的城市规划工作的；说为“大法”完全丢掉亲情，我儿子刚刚出生，让儿子一懂事就找不到父亲我确实有点于心不忍。我此时的心态可以说是我愿意有限度地赌博，不愿意拿生命作赌注；毕竟我奶奶因练功耽误治疗时机而去世给我坚定“法轮大法”的信心以深重的打击，这件事是我心口永远的痛（只是当时还不足以将我从“法轮功”的迷梦中完全惊醒）。于是我选择了一个折衷方案，决定报考2002年城市规划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由于我参加了2001年10月的注册城市规划师考试（在此次案件审理期间妻子告诉我已全部通过，如不进来可以取得执业注册资格），自己对此考试有一定的把握，只要认真复习还是有希望考取的。这样做有两个好处：我可以名正言顺地辞职，而不会给单位带来政治影响，同时我可以逐渐断掉同××市这边“专业讲真相”人员的双线联系，而单独行动（因为我意识到我们这样有组织地活动，人太多，早晚得被警方擒获）。可是我没有注意到警方已监控我很长时间了，当我2001年11月份报完名回来的第二天，我便被“请”进了公安局。
我当时的心态与台湾邪教“上帝拯救地球飞碟会”信徒——台南长山技术学校环保博士吴春生副教授的心态是何等的相似：吴副教授于1997年办妥停薪留职手续，妻小留在台湾，独自奔赴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郊区的加兰镇，用七万美金卖了一幢房子，在里面修道，等待1998年3月31日的上帝降临；他还说“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赌局，用四个多月时间、七万美金赌一个‘永生’，有什么不好？”（见《我是郭正谊》P273）只是由于李洪志比陈恒明更邪恶，而我又比吴春生更痴迷，所以我愿用十年的青春去赌一个“永生”。后来我发觉，这种心态在因违法犯罪被投入监狱、劳教所的青年“法轮功”痴迷者中普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六）
2002年年初，在××看守所羁押期间，我还和思想管教×管教誓言旦旦地保证，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管教开玩笑地跟我说：“你若能证明白日飞升是真的，我现在立马儿脱了警服带着铺盖卷儿和你一起住到号儿里去。”但是我只是觉得这种高层次的理，他这种常人是理解不了的，当时并不觉得自己可笑。（现在明白这是李洪志长期恶意心理暗示造成的。）
2002年2月下旬，我被转入××市第一看守所羁押，到那儿后思想管教×管教第一次跟我谈话就明确告诉我：“想早日回家同亲人团聚，就必须转化，我想你是个明白人，别的我也不跟你废话，回去自己多想想吧！”
我所在的××号的安全员是一位××籍的犯罪嫌疑人，阅历颇丰，也很健谈，他本人信佛（仅信而已，并不懂得多少佛理），他只是对我抱以巨大的同情心，认为我一个重点大学大学生，毕了业还没怎么发挥就进来了，真是可惜。我俩交谈了很多，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我俩打赌：到2003年底李洪志和“法轮功”若没出现任何转机，我放弃“法轮功”，一切听他的；如出现转机，他“皈依”我，一切听我的。（之所以定在2003年底，是我觉得当时已经2002年2、3月份了，离五月份时间不长了，为保险起见向后推迟一年半多点，以增加我的胜算机率。）
转眼到了2002年5月份，我从《人民日报》（市一所管教定期发放此报学习）上读到批判李洪志海外“讲法”的文章，文中说李洪志否认十年圆满，那是旧势力定的，“主佛”不能承认，圆满日期向后推迟。我虽然不相信《人民日报》所代表的政权的“鬼话”，但是我相信《人民日报》的编辑水平，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能力：引号内的话绝对是李洪志原话，这样的大报信誉决定它不可能断章取义、欺骗海内外。那篇文章题目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我清楚记得我认真看了三遍，琢磨了三遍，最后我忍不住在心里骂道：“李洪志这狗日的，真耍我呢！”但是一转念李洪志的话又来了，“有时你在头脑中骂我，骂大法，那不是你在骂，是思想业在骂！”由于大量邪说观念在头脑中作梗，更直接的是由于我当时认为自己正受着“邪恶政权”的“迫害”，感情上当然更倾向于李洪志，我便顺水推舟地承认这是思想业在骂李洪志，我还得继续走下去，不能再多想了。
由于管教的宣传，号内所有的人都知道只要我认罪悔过可以少判刑。一位挂了链的死囚犯跟我说：“如果共产党给我活命的机会，我什么都干。看你说话办事儿挺灵活的，怎么在这件事上偏就大闺女讨饭——死脑筋了呢！”但是我对他的做人原则是鄙视的，不会听他的。可是自从看了《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以后，我对李洪志的虔诚心确实有了一丝动摇，开始有点后悔我当初的盲目。我早知道1999年5月份李洪志在海外的表演有些两面三刀，只是由于“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感情左右了我，使我原谅了李洪志的所作所为：面对强大的中共政权，为了传“大法”普渡众生，他跟常人可不就得这样去说嘛！
同时我又在想，“主佛”可以两面三刀，我在如此压力下学他一次又何妨？！安全员又不断在我耳边聒噪：“如果害怕李洪志报应你，你就认为是我让你这么干的，报应算在我头儿上！”李洪志确实在“讲法”中说过：“有些事儿领导让你做你就做吧，那业力也不算在你头儿上！”安全员看我有些松动，立刻趁热打铁，为我拿来纸和笔，还让人帮我审稿、修改。于是我带着几分不情愿，半推半就地在2002年7月份写了悔过书。
在以后的开庭过程中，我表现的相当理性，我也知道这时跟法官闹只能自找倒霉。可是在庭上，15个同案嫌犯中有9个大呼小叫，喊口号，怒斥法官，最后法官不得不按程序一个一个提审，避免15人同时到庭。最后的判决结果是所有扰乱案法庭秩序的，都被不同程度地从重处罚。
（七）
2003年9月15日，我被分到××市××监狱×监区服刑改造，这里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比劳教所强得多。由于我已属初步转化之列，当时的×中队长希望我继续加强认识，争取早日减刑，早点回家同亲人团聚。这时虽然写了四书，但心里并未服气，满脑袋的邪说总在时不时地往外冒。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这里大多数已转化“法轮功”学员对待强制学习态度都是消极的，我也对政府队长安排的学习非常反感，但由于自身的条件，只要少消极一些，我就能达到减刑的要求。
我毕竟是一个书生，习惯上有个“毛病”，每天若不看点书，就感觉这一天白活了。心中最渴求的当然是“法轮功”类书或是明慧网上的东西（这有点类似吸毒人员的心瘾）。但这是绝对不可能得到的，即便是接见时，我想从妻子那里得到点什么，她也吞吞吐吐；况且还有政府方面的监听，不允许随意传递信息。我知道她的心思：既盼着我早点出去，怕我听了她的传言在里面瞎折腾，又不愿让我过分地骂李洪志、说“大法”的坏话。其实我心里遵循的也是中庸之道：过尤不及，仅仅满足队长的要求即可，决不主动、过分地揭批“法轮功”，算是明哲保身吧（虽然之前我没有认真系统地读过儒家经典，但日常生活中却不自觉地带着儒家烙印，日用而不知而已！）。
起初我把所有的自由时间都用来学英语，目的只有一个，出去之后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摆脱中共的“魔掌”，带着老婆孩子追寻我们的信仰自由。大概从2004年3月份开始，我开始有目的地阅读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因为我发现复习英语并不能让我内心平静，我降服不了自己的心，焦虑不安时常伴随着我。开始的目的之一是想实践李洪志的话：“大法弟子要利用一切机会，用所学知识来证实大法是真正的科学，不是说教与唯心。”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来印证“法轮大法”是宇宙真理，来证明我这些年的努力没有白费，来证实中共政权是李洪志所说的“邪恶政权”。可是事与愿违，越学习，我越觉得自己无知；越学习，我越觉得自己浅薄；越学习，我越觉得自己没有理性；越学习，我越觉得自己是在盲目崇拜；越学习，越觉得今是而昨非……。
2005年10月份监区安排我们看了王志刚讲座第一讲（上），在听的过程中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将来应该和他一样去反邪教（产生这一想法并不是完全脱离邪教的标志，这主要还是由于传染了太多邪教教主李洪志狂妄、自负、不可一世的品性，头脑中残留余毒使然！）。后来由于其他“法轮功”学员看完讲座后乱悟一气，队长不让再看了。我虽然有想看下去的想法，但这几年养成的习惯，对反“法轮功”的东西决不主动去看，况且我还有那么多文史哲的书要看呢，讲座不听也罢。我现在回想，当时听的第一讲（上）主要是从科学角度批驳“法轮功”，这方面不是我的主要症结所在，只是觉得王志刚挺有理性的，仅此而已。宗教方面的内容是在第四讲，我一直到2006年4月份才第一次听到，直到那时才对我产生全面的触动。
2006年1月份，我开始读南怀谨的《论语别裁（下）》，这本书对我产生了根本性的刺激。我现在回想，南怀谨讲《论语》的特点是用佛道两家的东西来解说和印证儒家，尤其是他讲的心物一元论的哲学观，后来成为我彻底冲出李洪志魔掌的根本性武器。同时也印证了一位伟人的名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能产生革命性的力量”。我现在的体会是：如果说对唯物主义的盲目反叛是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对辩证法的任何反叛都是愚蠢的，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而且这种惩罚完全是咎由自取的；所以盲目地反叛辩证唯物主义也是愚蠢的。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解体后，国际上来势凶猛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我们国内、党内党外，特别是思想文化界，也有反映。例如， 有的人公开发表文章， 说什么“20世纪的一大遗产正是理想主义的破灭”。将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极权主义”、“伪人文精神”、“强刺激意识形态”，甚至与“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进行批判，公然鼓吹“要躲避崇高”、“告别壮烈”等等。作为一名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我确实受到了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加上历史知识的缺乏，不能冷静理性地看待社会发展，政治理想信念开始淡化，陷入信仰的苦闷和危机。李洪志及其邪教“法轮功”也正是在此时打着“唯一正法”的旗号，招降纳叛。我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舔上了“法轮大法”这把被李洪志刻意、精心涂上了蜂蜜的毒剑，不足“一餐之美”，却有“割舌之患”，还险些丧命。往事真的是不堪回首，如今想来依然感到阵阵后怕。
2006年2月读完《论语别裁（下）》，我已基本认定彻底转化的方向是没有错了，只是在随意地（但不是系统地）翻阅王志刚、宋剑峰的四本书过程中，对两位的某些观点极不赞同，意欲反驳；并且打定主意刑满释放后，一定从网上和这两口子好好交流交流。恰在这时，2006年3月××区610办公室的几位领导来××监狱帮教，谈话中我的一些想法被在座的×监区长注意到。接下来便有了2006年4月份的集中时间学习反邪教内容的安排，主要是把汪志刚四讲光盘、四本书及焦点访谈的大部分内容全部系统看了一遍。在这一学习过程进行到一半时，我突然有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魔小”的感觉，完完全全看透了李洪志的丑恶本质，并写下了自己的一些体会。
（八）
费孝通先生在《个人.群体.社会》（此文是第四届两岸三地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究会上的发言）中说：“但是在解放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自己所处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动，那就是说构成这个结构的各种制度起了巨大变动，在各个制度里规定各个社会角色的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动。表演的最激烈的例子发生在‘文革’的高潮中。作为一个教授的社会角色可以被他的学生勒令扫街、清厕和游街、批斗。这种有着社会全力支持的行为模式和‘文革’前的教授角色的行为规范是完全相悖的。当然‘文革’这种方式的革命是很不寻常的，但是在这不寻常的情况中，社会的本来面目充分显示了出来。我觉得仿佛是置身于一个目的在有如显示社会本质和力量的实验室里。在这个实验室里我既是试验的材料，就是在我身上进行这项试验，同时，因为我是社会学者，所以也成了观察这试验过程和效果的人。在这个试验里我亲自觉到涂尔干所说‘集体表象’的威力，他所说的集体表象，就是那‘一加一大于二’的‘加’和‘大’的内容，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社会的本质。这个实验证实了那个超个人的社会实体的存在。
但就在同时我也亲自感觉到有一个对抗着这个实体的‘个人’的存在。这个‘个人’固然外表上按着社会指定他的行为模式行动：扫街、清厕、游街、批斗，但是还出现了一个行为上看不见的而具有思想和感情的‘自我’。这个自我的思想和感情可以完全不接受甚至反抗所规定的行为模式，并做出各种十分复杂的行为上的反应，从表面顺服，直到坚决拒绝，即自杀了事。这样我看见了一人背后出现的一个看不见的‘自我’。这个和‘集体表象’所对立的‘自我感觉’看来也是个实体，因为不仅它已不是‘社会的载体’，而且可以是‘社会的对立体’。这个实验使我看到了世界是可以发生这种不寻常的社会结构革命性的变动。这种变动可以发生在极短的时间里，但是极为根本地改变了社会结构里各制度中社会角色的行为模式。为期十年的‘文革’在人类历史上是一次少见的‘试验’，一次震动极强的社会变动。我的学力还不够作更深入的体会和分析，但是我确是切身领会到超生物的社会实体的巨大能量，同时也更赤裸裸地看到个人生物本性的顽强表现。”（《费孝通散文》P469~470）
回想从1999年6月份开始到2005年10月份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是作为社会的对立体而生活和存在，支配这个对立体的自我思想主要是李洪志的“法轮大法”，感情是要从内心得对得起“四海为家、吃尽人间苦，只为普渡众生”的“师父”李洪志，要“助师世间行”，要“讲真相、学法、发正念”，要“铲除邪恶”。而我们这个社会的“集体表象”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要求任何公民不许在公开场合练功和宣传“法轮大法”，公开场合不许为李洪志和“法轮大法”辩护。而政府登记在册的“法轮功”练习者都必须公开表示彻底与邪教“法轮功”决裂，否则所在单位或居委会负责人会不断地作工作，甚至被送到法制学习班。如果不遵守法律法规，就会被劳教、被判刑。
在这6年5个月的时间里，我五次被迫表示顺从——转化：⒈1999年6月，⒉1999年8月，⒊2000年9月，⒋2001年2月，⒌2002年7月。四次公然反弹，公然对抗政府、对抗法律，因而①被劳教一年（1999年10月-2000年10月）②被送“法制学习班”两个月（2001年1月-2001年3月）③被判刑七年（2001年11月-2008年11月）正好是五次三番才最终跳出李洪志的魔掌。回首往事，真是噩梦一场，几近万劫不复！
我这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社会对立体”最终没有走向“圆满”——惨死，除了党和政府的“教育感化挽救”之外，内因是由于“自我”思想中保留了不少常人的观念。我原单位的同事都说，我在不涉及“法轮功”问题的情况下完全是个正常人，一涉及“法轮功”就入邪门了——九头牛都拉不回。这其中也有我的性格原因，我崇尚不干则已，干就要干出个名堂来，而各种条件又促使我必然在1999年跳出来，必然不甘寂寞。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五次三番的情况呢？在李洪志的长期恶意心理暗示下，产生了类似催眠的深度痴迷状态，同时又刻意封闭自我，这是主要的内在原因。外在原因是这些年对我做转化工作的人，没有一个学识渊博到让我口服心服、能彻底解决我心中困惑的人；同时又由于他们的态度、方式不对路，令我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并发展到仇恨的心理，激发了我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也即结了怨了。
现在我体会到，1999年时若是有一个懂得国学（佛道儒）的人对我加以点拨，必能避免我这七年的荒唐命运，可惜这样的人太难遇了，我没有这样的福份。最近我通读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的《祸国殃民“法轮功”》（三辑），感触颇深：一是后悔当初没有静下心来认真看看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专家学者们的分析真的非常好，有些是我折腾这么多年首次看到，没早看到真的太可惜了。二是我认为某些地方政府在执行党的“教育、感化、挽救”政策时走了样，如果当初各地的法制学习班都能象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昌平转化学习班和中原油田“法轮功”教育转化学习班那样去办的话，我相信能够避免50%以上的痴迷者被劳教、被判刑。政策是由社会精英阶层制定的，但执行政策的人谁也无法保证都是精英。我认为先入为主地一概把“法轮功”练习者的神秘体验斥为虚妄不经，不屑一顾，或者一上来就把人羞辱一通，说其不是愚昧就是神经有毛病，这么做与痴迷者不加怀疑地全面接受“法轮邪法”并无二致，同样是不正确的态度。
（九）
子曰: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南怀瑾先生的解说是：
第一个“畏天命”，等于宗教信仰，中国古代没有宗教的形态，而有宗教哲学。有一位大学校长说：“一句非常简单的话，越说越使人不懂，就是哲学。”这虽是笑话，也蛮有道理，由此可见哲学之难懂。中国的乡下人往往是大哲学家，很懂得哲学，因为他相信命。至于命又是什么？他不知道，反正事好事坏，都认为是命，这就是哲学，他的思想有一个中心。天命也是这样， 这“畏天命”三个字，包括了一切宗教信仰，信上帝、主宰、佛。这些都是“畏天命”。一个人有所怕才有所成，一个人到了无所怕，不会成功的。
第二点“畏大人”，这个大人并不是一定指官做得大。对父母、长辈、有道德学问的人有所怕，才有成就。第三“畏圣人之言”，像我们读《论语》，看四书五经，基督教徒看圣经，佛教徒看佛经，这些都是圣人之言，怕违反了圣人的话。
我们中人要研究历史上的成功人物，他们心理上一定有东西，以普通的哲学来讲，就是找一信仰的东西，一个主义，一个目的为中心，假使没有这个中心就完了。孔了说，相反的，小人不知天命，所以不怕。“狎大人”，玩弄别人，一切都不信任，也不怕圣人的话，结果一无所成。这中间道理也很多，历史、政治、哲学、都有关系，古今中外历史上，凡是所创造的人，总要找一个帽子戴着。（以上四段摘自《论语别裁》P781）我个人认为，孔夫子的意思还是说，人是需要有点信仰的，最起码能够保证人不至于终日碌碌无为，甚至作恶多端。
“……，信仰地掌握世界或者人类对世界的信仰地掌握方式是单独的又是永恒的，是不会走向消亡的。”“信仰所掌握的‘世界’，就是人类的认识能力和未知世界、已控力量和未控力量之间的交接处或连接面。这个‘空白地带’，人类的本性决定人类不会放过它，然而既不能用科学的理论说明它，更不能靠直接的实践去改造它，只能靠信仰去掌握它。”(荆学民：《信仰是人类掌握世界的永恒方式》，载《哲学动态》1988年第2期，转引自《追问信仰》P205)
我很赞同荆先生的看法，对未知领域我们只能信仰地掌握，而不是无端地否认宗教，企图用唯物论、无神论统治一切。面对有限的人生与无限的宇宙，面对生与死、暂时与永恒、残缺与完美,人人都有恐惧感,都想寻找一种依赖和寄托。特别是我们处于历史的变化和转折期，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的主导信仰出现了与现实不适应甚至是矛盾的情况，自然在心中产生了对社会权威的怀疑、反抗和重新审视等心理，急切地渴望某种全新的信仰。传统的宗教信仰由于历史原因而出现没落和断层的现象，况且社会主导意识形态也不提倡宗教信仰，在信仰危机中正的、积极的、有益于社会的信仰形式不去主动占领、引导人们，那么那些邪的、歪的、危害社会的必然会迫不及待地去占领。
这种心理危机感，在不少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不理性的、不理智的，甚至认为这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现，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是产生了出离之心，是非常好的，是导向最终解脱的第一步。虽然遭受了李洪志和“法轮功”的严重伤害，我依然认为这种信仰危机感是正常的，绝不是病态的。
当然，选择“法轮功”是有一种饥不择食的感觉，虽然开始有些怀疑，但如司马迁在《史记》所述的“曾母投杼”的故事那样，反复灌输促成相信。“在《第三次浪潮》中，托夫勒曾淡到迷信团体向其成员灌输迷信信息。尽管许多成员受过高等教育，开始不信，但经不住反复灌输，自然而然相信了。”（《追问信仰》P117）在李洪志的诱导下，练习者普遍对“法轮大法”产生了一种真理感，再经过反复灌输和刺激，以及通过练功者之间集体相处、互谈感受，不断加强和强化这种真理感，直到大家都认为它就是真理本身，谁也不再去怀疑，只是一门心思地身体力行去实践以求得早日圆满，最后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李洪志的精神奴隶。《第三次浪潮》这本书我没有读过，但从其翻译出版的时间上看——1984年——李洪志在编造“法轮功”之前完全有可能看过这本书，甚至从中学会了很多洗脑方法和欺骗技巧；或者李洪志的师父之一于光生——长春地质学院讲师、九宫八卦功的创编人——极有可能看过并推荐给了李洪志。（当然，这是我的推测，有待验证。）
中国人民大学的刘建军博士认为：“认知、情感和意志对于构成信仰心态来说缺一不可。若说信仰心态是一只鼎，那么三个因素就是其三足。去掉任何一足都会使其失去平衡。”（《追问信仰》P99）“法轮功”痴迷者的信仰心态也是由这三个因素构成的。人们一开始抱着祛病健身的愿望而来，李洪志告诉人们说气功就是修炼，修炼就是往高层次上走，返本归真，返回生命真正本源的地方，更进一步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返本归真。接着李洪志挂上一个“真善忍”的招牌，说这是宇宙的根本特性，宇宙的本源。在人将信将疑之时，李洪志抛下一个从佛教盗来并肆意曲解的“不二法门”的紧箍咒，阻止人接触其他任何关于修炼的学说。紧接着开始反复灌输他自己的“宇宙大法”，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被洗脑，同时将练习者的注意力转移到自身心性的提高上来，免得大伙再去怀疑大法。无休止的高强度反复灌输是李洪志煽动狂热的一种重要手段。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到过迷信团体向信徒灌输迷信的方式：“迷信的信息夜以继日地在集会上向新信徒灌输。这些迷信邪说被反复鼓吹，直到善男信女开始使用它的在一套隐语，语汇，以至最后采用它对自己的生存的解释为止。由迷信团体灌输的‘生活意义’，在局外人看来可能是荒谬的，但这无碍于迷信的流行。”(《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70页，转引自《追问信仰》P259)李洪志的手法与之相比是何等的相似，没有理由不让我怀疑李洪志是从这本书中学会了精神控制。伦敦《经济学家》杂志说：“这些信徒，教派和社团……在美国是最多的，因为在这件事情上，美国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来说，也领先二十年。但是它们将在西欧和东欧，以及其他许多地方出现。”（转引自《追问信仰》）其实在邪教泛滥问题上，美国比中国“领先”数十年，不只是二、三十年的问题。
在长时间的浸润式洗脑过程中，练功人逐渐培养起了对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强烈情感。李洪志告诉练功人，弘法是在度人，练功人都是为同化“宇宙大法”，“助师世间行”而转生到中国大陆来的，“没有人是来当常人的”。每位练习者下来之前的层次都不可思议的高，很多人是自己拥有独立世界的法王，为了同化“大法”，并救度从自己世界里掉到地球这个宇宙垃圾站中的众生而下来的，使练功人产生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自豪感，心甘情愿地听从李洪志的调遣。后来在面对“邪恶”的考验中，很多人迫于压力而转化，都会在心中产生强烈的负罪感，觉得对不起传“大法”“四海为家”的 “师父”，总想找机会向李洪志表表自己的忠心。而李洪志一伙又在明慧网上煽动：因为你们是修炼中的人，就得在摔摔打打中提高自己，要是每次面对考验你都能做好，你就是神了，你就不用修了；知道自己做错了，加倍弥补，跟上“正法”进程，照样圆满。“主佛”“师父”如此慈悲，弟子们当然知恩图报了，于是擦干悔恨的泪水，继续狂热地同政府、同法律对着干。正如梁任公所说：“若是发心着手做一件顶天立地的大事业，那时候，情感便是感德巍巍的一位皇帝，理性完全立在臣仆的地位。”（转引自《追问信仰》P100）
“意志因素不仅能稳定认识结论，而且与最初的信仰观念相结合而形成一种认知的定向，能自动排斥与信仰观念相违背的观念。”（《追问信仰》P102）“法轮功”练习者的信仰意志力，一是来自长期被“洗脑”养成的自我内部自制力，一是来自练功人互相交流、切磋甚至来自经常看“明慧网”的文章所形成的团体凝聚力。这种信仰意志因素使练功者的观念僵化成为教条，压制和扼杀人的自然情感。在监狱、劳教所这种特殊环境中，由于政府采取集中管理“法轮功”类服刑、劳教人员，大家朝夕相处，并且每个人的心结都没打开，造成大家非常“抱团”，更强化了这种信仰意志力。而且“抱团”的结果造成一种共识：谁要是同政府走得近，这个人就要不得了，成为政府的“走狗”了。这种现象和中国监狱十几年前普遍存在的“反改造团伙”的情况非常相似，只能使政府警官和服刑人员之间更加互相蔑视和敌对。
信仰心态的复杂性，就在于认知、情感、意志互相影响，相互促进，互相加强。“法轮功”痴迷者的信仰心态更是在李洪志歪曲的“不二法门”紧箍咒紧箍下和其“圆满”说的引诱下及其“旧势力”说的欺骗下更加顽固不化，水沷不进。情感因素往往在其他条件不具备时仍能独立起作用，并能保持长久;尤其由于中国人普遍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和“受人点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等传统心理，使得很多练功人既便发现李洪志的某些荒唐行为，仍然会由于这些因素而难以割舍，更难以发自内心地去痛恨李洪志，毕竟李洪志在广大练习者面前是以道貌岸然的面目出现的。那么如何去掉这一感情因素呢？大多数人会采取让练习者反复收看《李洪志其人其事》等录像，岂不知这样只能适得其反，不断引起强烈的反感，从而更加强了对李洪志的感情。破除这一情感因素的最好方法便是以理化情，情自消。冯友兰先生说：“哀乐不能入，即以理化情也。斯宾诺莎（Spinoza）以情感为‘人这束缚’（Human bondage）。若有知识之人，知宇宙之真相，知事物之发生为必然，则遇事不动情感，不为所束缚，而得‘人之自由’（Human freedom）矣。譬如飘风坠瓦，击一小儿与一成人之头。此小儿必愤怒而恨此瓦;成人则不动情感，而所受之痛苦亦轻。盖成人之知识，知瓦落之事实之真相，故‘哀乐不能入’也。”（《中国哲学史》P180）
我以前对李洪志也抱有很深的情感，虽然知道他的很多不良行为，但由于对政府的仇恨更切，因而从内心并十分痛恨李洪志。可是在我解开了心结之后，真正从理性上认识到了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邪恶面目，这种情感烟消云散，李洪志在我眼前就是一个卑劣的凡夫小人。所有罩在李洪志身上的神圣光环都是情感使然，情感没了，李洪志就彻底不神了！
   刘建军博士认为：“即将实现理想的时期人们最感兴奋和幸福”，我国在五、六十年代宣传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来激发人们的建设热情。当代西方的许多准宗教、邪教教主都利用这一点，使人们产生强烈而迫切的期待心理，大发不义之财，“因为天国快要到来的时候，财产作为身外之物已经没有了价值，所以即将升天的信徒们的大量财产都进入了邪教头头的口袋里”。（引自《追问信仰》）毫不例外李洪志深谙此道，从“给弟子们两年时间实修”到“叫你圆满都不动吗？”到“弟子们等待着圆满，我也不再等下去了”，再到“十年圆满”……不断变换手法，不断欺骗，不断煽动。

信悟依缘

（十）
由于受明慧网的影响，我一直认为中国政府是独裁政权。2006年3月份《参考消息》上罗伯特.卡普兰撰文指出“我们不能强制推行民主”，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人身安全仍然是处于第一位的人类自由权利。因此一个专制的政府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也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政府。这正是中东最根本的现实，而那些试图在国外强制推行民主的人却忘掉了这一点。”“沙特阿拉伯王室也许是该国最反动的统治集团，但任何可能取代它的统治集团都会比他更加反动。目前还不清楚，除了君主政体之外，还有什么（如果有的话）能够把这样一个在地理上分界不明的国家团结在一起。”“全球化和其它不断增长的力量继续减少这个世界上的独裁政权。政治变革不是我们必须强加给人民的东西，而是不管怎样都会发生的事情。我们为之努力的目标，不是民主而是正常状态，和我们历史经历不同的民族将对此表示感激。”
在不断看书学习中我也体会到，首先，民主要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看了每年美国总统的竞选经费就会明白，中国的经济实力达不到那样的要求。不但竞选经费是个问题，竞选的花费在当选后能不能捞回也同样是个问题。拿目前国内的村官直选来说，集体经济实力雄厚的村子，村民的竞选积极性空前高涨， 而对于没有集体企业甚至欠一屁股外债的村子，有些地方根本无人出来竞选。
其次，民主要有完备的法制做保障。作为宪政的支柱，法制就是为统治确定规则，为权力划定界限。只有法制能在政府的统治、管制和人民的自由之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历史上的无数政治、社会混乱，甚至精神灾难，都可归因于找到和维持这样的平衡是高度困难的。
第三，民主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我认为最基本一点，社会中中产阶级占多数才能达到民主所需要的社会基础。否则人的素质参差不起，盲目民主必然导致社会的倒退和混乱。独立后的很多非洲国家，引进了民主制度，但大部分都走进军事独裁或混乱不堪的内战。
很多人都把民主作为民族、国家的终极目标来追逐，这是极端错误的，民主是达到社会繁荣和谐的手段，社会和谐才是终极目标。美国的民主实质是以民主为形式，而以独裁为内容。近年来有媒体披露美国骷髅会的内幕，美国一百多年来的总统都是该会成员，每次让谁参加总统竞选都是事先定好的。而且民主、共和两党背后都有相关利益集团——大企业或财团控制，总统不能为所欲为，得听后台老板的。
中国目前的政治架构应该说是一种精英民主的形式，讲究的是集体领导，采用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其实这种政治架构是有历史渊源的，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所确定的政权形式就是文官集团加集体决策，只是由于封建政权家天下的性质，注定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政治架构不会有什么作为。虽然中国历来有“手提三尺剑，愚民土一抔”的历史哲学，可我们的新中国是公天下，不是家天下，基础变了，这种历史哲学也应该渐渐跟着改变。共产党要求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政治架构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
至于说新中国出现“文化大革命”的混乱，那是由于毛泽东帝王思想和“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错，跟建国后所确定的政治结构关系不是很大。在“极左”时代，人们的确很少有对于神、鬼和特异功能的迷信，却对领袖人物及其话语产生巨大的迷信，几乎尊之为神，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费孝通在《英雄和特权》一文中说：“一个社会的真正改革，不在换个国旗，也不在换个宪法，而是在每个人的心上，以前认为合理的被认为不合理了。”（《费孝通散文》P160）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的头脑是最清醒的，他明白自己一生的起起伏伏，三次被打倒又三次重新崛起，反映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他最后赢得的威望和权力并不是全靠自己的本领得来的，而是作为人民的象征而得到的，是众望所归，所以他利用自己的威望，把已经牢牢握在手上的权力转变为法治的权力，也可以说，他把人民给他的权力纳入法律之内。邓小平是中国历史划时代的伟大人物，这是得到世界公认的。就像小平同志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人民的儿子，中国人民永远怀念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朝鲜和其它很多亚非拉国家的领导人，没有这样做。时势造就的英雄转过来制造时势，结果随时可能被时势给埋葬，必然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
六四事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便是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对参加静坐的学生所说的话：“同学们，我们老了，无所谓，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啊！”新闻联播中的这个画面传进了千家万户，并通过外国媒体的传播飘洋过海，给人们留下了对中共高层政治斗争太多的想像空间。偏偏后来李洪志又拿六四和赵紫阳做文章，附会邵雍的梅花诗，一时弄得我是云里雾里，辨不清了政治方向。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对邵康节的“世界年表”描绘如下：
凡具体的物，其生长进行，皆依六十四卦圆图所代表之公式。天地既亦为物，则其生长进行，亦当遵照此公式。《皇极经世》之大半部即依上述公式为此具体的世界作一年谱。此年谱中用元会运世，计算时间。康节云：“日经天之元；月经天之会；星经天之运；辰经天之世。”（《观物内篇》，《皇极经世》卷十一之下页八）康节以计算时间之元会运世当天之日月星辰。元当日，会当月，十二会为一元。运当星，三十运为一会。世当辰，十二世为一运。所以以十二会为一元，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世为一运者，邵伯温曰：“一元在大化之中，犹一年也。”（《性理大全》卷八引）一元有十二会，犹一年有十二月也。一会有三十运，犹一月有三十日也。一运有十二世，犹一日有十二时也。以天地之终始为一元，以三十年为一世，则此一元之年数为三十乘四千三百二十，共为一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中国哲学史（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P224）
邵康节的世界年表，大概也是取用佛教中的意思，说此世界可以坏灭，坏灭后另有新的世界继之产生。但在129600年的一元中，则是遵循“穷则变，变则通”的规律的，其间绝对不会出现李洪志所说的大劫难。按照邵康节的一元设计，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属于第七会的一万零八百年之中，此会从夏朝建立算起经过一万零八百年，方才结束，从而进入第八会。也就是说这一会才刚过了一半（上下五千年），无论如何推算21世纪都是属于中国人的盛世，不会有造成地球毁灭的劫难。现在距这一元的结束还有5万9千多年呢，哪来的大劫难，李洪志纯粹是故意附会古贤，目的在于为自己的邪说贴金。经历过六四事件的人不管当时有什么想法，在事件过去十七、八年后的今天，都会赞赏小平同志“韬光养晦、静观其变”战略。历史已经证明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中的高瞻远瞩，李洪志在企图为赵紫阳翻案的同时，也正暴露了他阴恶的政治野心。
（十一）
自由主义是欧洲继民族主义之后第二个影响世界的伟大主义，其主要特点是把个人从阶级、社团或政府的约束中解放出来。自由主义学说在英国革命期间，首次被明确地提出来并得到贯彻。自由主义随着美国革命而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和应用。在自由主义信条方面，甚至比美国革命更进步的是法国革命。随着19世纪的逝去，自由主义同其它历史运动一样，性质上起了明显的变化，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转为一种更加民主的自由主义。到19世纪末叶，甚至受崇敬的自由放任主义原则也逐步得到修改。自由从来都是相对的，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自由得同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超越时空的自由是虚幻的妄想。20世纪以来，对民主的自由主义的改革和修正，成为我们当今时代标志的、福利国家的前奏。（摘编自《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P358~361）
以美国的言论自由而言，走到今天的开放程度并不是从美国建国伊始就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200多年的渐进发展而达到的，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言论自由才逐渐接近美国宪法的立法本意。上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猖獗一时的“麦卡锡主义”，是对美国宪法的恶意讽刺。
李洪志要的是肆意践踏法律，任意宣传歪理邪说的自由，听不到任何的反对声音。中国政府依法打击邪教“法轮功”，不但不违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相反，对邪教的打击正好体现了对正常宗教信仰、宗教活动的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铲除邪教的过程本身，正是在更好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在信仰自由问题上，我觉得司马南的一段话说的非常有道理：“信仰自由，绝不等同于以诈骗钱财为目的，以思想控制为手段，以残害生命为特征的邪教行为的自由，如果说这也叫信仰 ，文雅一点说，这是一种‘病态的信仰’。‘病态信仰’的本质是病，有病就要治，治病才是人权的行为，有病不治恰恰是不讲人权。在治病过程中，肆意传播病菌污染健康环境的人，当然要受到制裁，对这些人来说，感到某些不自由，恰恰是为了大多数人的自由。”（《我是司马南》P203）
（十二）
人权在中国是个敏感的话题，但很多“法轮功”痴迷者（包括原来的我）都往往没有去区分清楚：某些地方存在的不尊重人权的状况与“法轮功”没有关系，不是因为你顽固坚持邪教立场才存在，而是与我们国家整体的发展阶段有关系。联合国为什么可以要求调查中国监狱的虐待问题，却从来不要求调查天安门自焚真相？如果搞清楚了这个问题，你就能正确理性地看待人权问题。看人权除了要横向对比（西方）还得学会纵向对比（历史），更重要的是还要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们自身的人权发展状况。
18世纪四十年代，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来到被英国国内吹嘘为人类天堂的美利坚合众国，他看到的却是贪污腐败的官吏，还有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奴隶制度，于是他失望了，忍不住猛烈地抨击美国社会的黑暗。美国现在总在不断地指责别国的人权状况，在我看来，这就像一个从了良的妓女，看到其他女人为生活所迫而卖淫时所表现出的虚伪的愤世嫉俗。
假如在1999年12月时，一个偷渡客在美国纽约被联邦移民局投进美国监狱，随后被遣返并被投入××市A区看守所，他不会感觉美国监狱的人权状况比中国监狱的人权好多少。随后发现他的案子不归A区管，应归B区管，因而他被转至公安B区分局看守所。此时他也许会有从天堂落入地狱之感。而且在同一看守所，不同的管教管辖下，号内的情况也会有天壤之别。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在监管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国家暴力机关的人权状况与具体执行人的人性、道德操守的关系极为密切，与基本社会制度无关。同一个××市公安局管辖下的A、B看守所，地理位置相距不超过10公里，可里面的人权状况却有天壤之别，你能说这是由于政权“邪恶”吗？（关于A、B这两个看守所的情况，我不是道听途说，而是在这几年的折腾过程中，分别与其有过时间长短不等的瓜葛。）
如果这方面还有什么疑问，我建议你读一读《我是司马南》第200页到211页的《是利益还是误会》。
（十三）
（本节内容摘编自《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P361~368）
社会主义在多数方面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因为社会主义提倡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社会管理或生产资料所有制。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和个人权利，社会主义则强调社会和社会的集体福利。自由主义声称社会是自然法则的产物，否认通过方法人为地增进人类幸福的可能性，而社会主义则人为人类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行动能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此外，社会主义坚持认为，人的本性主要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如果特别地建立一个社会，其目的在于促进集体福利而不是促进个人利益，促进合作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型式，而不是促进竞争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型式，那么，当代的弊病就可以被消除。简言之，社会主义强调的是社会和有计划的社会变革， 而不是个人和自由放任主义。
空想的社会主义是两个法国人圣西门（1760~1825）和傅立叶（1772~1837）与英国企业家罗伯特.欧文（1771~1858）。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所设计的模范社会的原则和明确的活动方式上。但是，这些模范社会将如何取代现存社会的问题，他们从未认真地考虑过。他们对于从富裕的或有权势的资助人那里得到帮助这一点抱有模糊的期望。
现代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1818~1883）几乎在每个方面都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用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研究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确切作用，并根据自己的历史研究坚信阶级斗争是社会变革的唯一手段。马克思著作中三个基本学说是唯物史观即经济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观念。
马克思不仅是理论家和作家，而且是鼓动家和组织者。1864年，他在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即通常所称的第一国际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一团体接受了马克思关于无产者为了以社会主义方式改革社会而夺取政权的纲领。它以自己的宣传工作和参加各种罢工的行动引起了很大注意。但是，它于1873年分裂，主要是因为其成员除了有社会主义者以外还包括缺乏纪律性、经常不和的各种浪漫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1889年社会党国际及第二国际在巴黎成立。第二国际比第一国际温和得多。它基本上是一个修正主义组织，而不是一个革命组织。第二国际的口号不是阶级斗争和革命， 而是“鼓动！教育！组织！”并非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愿意跟着这种修正主义走。不过修正主义者更适合时代的趋向，通常控制着他们各自的政党。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开始时，第二国际被扯碎：其大多数成员证明他们首先是民族主义者，其次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响应了各自国家政府的主张，结果是数百万工人战死在壕沟两侧。虽然战后它又复兴，但再也没有获得过从前的力量和声望。
然而社会主义并没有随着第二国际四分五裂而渐趋消失，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功地夺取政权，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俄国组织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向第二国际即社会党国际挑战。这里只要注意到以下这点就够了：许许多多人生活在自称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国家的庞大的宣传机构天天宣告马克思的预言很快就会实现——资本主义的寿命不会长远了。
（十四）
    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就已投过一颗震动整个共产党世界的炸弹。他在对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严厉指责已故斯大林的极度自负和恶劣透顶的背信行为及恐怖行径。据说，他当时不时流泪，将这位前独裁者描述为“有着病态疑心、极不信任他人的家伙”，认为他应对官方屠杀“数千名诚实、无辜的共产党人”的做法负责。在发表这篇惊人的长达4小时的抨击演说过程中，赫鲁晓夫还攻击斯大林篡改和歪曲正式的共产党历史，甚至批评他的战争行为，指控这种行为导致惨重的失败，使死亡人数高得骇人。
感情奔放的赫鲁晓夫也许是被他自己的雄辩和长期受压抑的感情冲昏了头脑，泄漏了比他打算说的还要多的东西。无疑，其影响比他所期望或预料得更强烈、更深远。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上列宁墓旁的陵墓中被挖了出来；他的塑像被砸碎；他的名字从苏联和东欧数千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和街道中被抹掉。新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解冻”使艺术家和作家能享有更多的批评苏联社会的自由，以往一向被斯大林的亲信牢牢控制着的外国共产党经历了一种逐渐消弱其意识形态和组织纪律的痛苦的反省。“自由的”、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开始坚持自己的权利、反对过去亲克里姆林宫的党魁。赫鲁晓夫的这颗炸弹的“影响”就是如此，这种影响同军事僵局和冷战缓解的催化作用一起，改变了苏联与其卫星国家之间的关系。
1949年底，东欧流行着一句俗话：“马克思是上帝，列宁是耶稣，斯大林是圣保罗，铁托是第一个新教徒。”1956年，匈牙利工人和学生朝苏联坦克扔燃烧瓶的情景，使许多忠实的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觉醒。这与共产党人原来所梦想的国际无产阶级弟兄相差太远了。苏联人的做法对西欧知识界的震动特别大，西欧的许多知名作家和艺术家这时交出了他们的党证。（以上三段摘编自《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P859~865）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通过宣言正式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历史画上了句号。苏联解体的原因，中国学者的观点大体可分为：戈尔巴乔夫推行了错误的政治改革及其路线；苏共的思想理论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错误；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矛盾和弊端；苏联农业的落后；民族关系紧张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对外政策的错误与军备竞赛的负担等方面。西方学者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苏联制度、戈尔巴乔夫改革、民族问题和对外政策等方面。
苏联解体仅仅过去十几年，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解体事件的相关因素未必已经完全尘埃落定。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一事件，还有待于时间的推移。就目前的研究进展看，一般认为：除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以及苏联东欧的互动性影响对苏联演变起着十分重要的外部促进作用外，内因乃是基本原因：
（1）制度性因素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以斯大林体制或模式为特征的苏联社会制度在其演变过程中已经失去了活力和凝聚力。到80年代初，它已陷入全面危机，从而使整个社会进入了停顿和停滞时期。这种制度是无论进行什么样的修补都无济于事，而对它进行根本性改革便使它丧命，也就是说，改革成了一场更替制度的革命。戈氏迅速的政治改革对这个重病缠身的制度是致命的一击，使改革开始时由对制度的改善到最后变成了对制度本身的否定和改变。
（2）作为前苏联体制支撑物的两个重要因素：少数民族与知识分子对解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民族问题而言，苏联民族本身存在历史积淀久远、统一民族精神匮乏、凝聚力量相对较低的问题，加之斯大林错误的民族政策以及后来历届领导人对民族问题的忽视，使苏联难以形成民族认同，并最终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中导致国家解体。此外，苏联知识分子的特征也使解体的过程大大提前。俄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是政府的反对派。在斯大林模式中被压抑、被镇压的苏联知识分子一旦取得了解放，其思想影响力会远远超出任何官方媒体的许可程度。遗憾的是，多年停滞封闭的旧体制无法造就出能够稳健把握节奏的知识分子阶层。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难以遏制的冲动与超乎现实可能的过高预期，可被视为是对多年压抑的一种报应。
（3）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集团的路线错误使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戈氏为推进改革所采取的是折衷主义的政治路线，在改革逐渐深入、左右两端对抗日趋尖锐化时，这两端的政治扩张与动员能力都大大增强，但折衷主义的调和战略却因缺乏稳定的中坚力量作支撑而客观上难以奏效；当经济体制改革受阻、无法深入的时候，苏共不是冷静思考、认真总结教训，而是轻率地转向政治体制的改革，导致经济形势不断恶化，政治权利的再分配又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开性、民主化口号超出了苏联社会的承受能力，使各种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在国内大行其道，对共产党的恶意攻击和诽谤使苏共威信扫地，而他本人又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后退， 一步步放弃阵地，直至自动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企图全面移植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忽略了苏联社会历史条件的独特性，以普遍性取代本国特色、以“一般”取代“特殊”，这实际还是前苏联留下的教条主义的思维习惯，结果只能诱发苏联社会思想的混乱及经济、政治、民族和社会的全面危机，使整个社会陷入极为严重的失控状态；执政党不是致力于改善革新，进而加强党的领导，却不断地削弱并最终放弃党的领导，这必然造成苏共的解散与国家的彻底解体。
（4）历史文化原因是苏联解体的深层因素。苏联社会发展的独特轨迹也给苏联解体打上鲜明的烙印。苏联社会处于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其独特的文明形态是以欧亚大陆广大空间为依托，在斯拉夫文化为主干的基础上自上而下地广为吸收欧亚文明、斯拉夫文明乃至犹太文明而形成。这一文明形态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建立在相当深厚的原始宗教基础上的东正教传统；俄国社会独特的村社集体主义精神传统；缺乏形而上学与思辩性、诉诸内省与伦理文化的哲学传统等。而且，在精神生活与社会建构等方面表现出异于西方社会的特征。俄国历史上没有欧洲时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运动，没有作为市场经济承载物的市民社会与中等阶级，也没有欧洲式的大学传统，这些因素严重制约着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总之，这种产生于东西方接合部的文明使俄国社会的发展带有鲜明的二元性，即面向西方，也面向东方；既有经济力量集中的大都市，又有贫乏的农村；既有掌握国家命脉的精英阶层，也存在与之隔膜的广大贫民。俄国人的精神状态也是双重的：既崇尚集体主义，也重视个性；既温良恭顺，也极具反叛精神；既保守且有惰性，但也有不妥协、甚至不惜以极端方式来实现社会变革的精神。1991年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走向市场经济，正是这种超乎常规的行为方式的表现。（以上六段摘自《世界当代史》P292~295）
（十五）
费边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是锡德兰•韦柏夫妇和萧伯纳等人，英国工党是费边主义的试验。费边主义缓冲了现代工业所带来的阶级斗争，筑下了个人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桥梁，豁免了英国，也可能是豁免了全世界一次左右壁垒分裂所会引起的流血悲剧。费边本是古罗马名将，它采用迁延战术击败汉业堡。这个词因之用来指缓进主义。费边主义者主张：慢慢的，用正常的民主政治方式，争取国会里的名额，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立法。这方法比马克思所主张革命的方式是缓进的，是迁延的，所以是费边的。
激进的社会主义认为“费边”是条盲巷。因为他们认为民主政治只有在对资本主义下的特权阶级有利的时代方能存在，如果这方式会威胁他们的特权时，他们立刻会取消这种方式，不等到你能用这方式去打击他们时，这方式本身已经不见了。这说法自有相当根据。民主政治是协商的政治，是同意的政治。如果有力者不愿协商，不愿同意，这种政治自然不能成立。因之，民主政治的最后实验是在社会上有力分子是否能因大多数人民的意见而放弃他们权力和特权，不去破坏这政治的方式。激进社会主义认为天下不会有已经执到权利，已经得到特权的人，不想尽一切方法，包括暴力，去维持权力和特权的，所以夺取权力，消灭特权，不可能不用暴力。
费边社会主义却说：“让我们试试看。我们英国人也许可能不需要暴力的。这样说好不好？只有在不尊重民意，想靠暴力来维持少数人特权的地方，才会发生暴力革命，所以如果我们能说服少数人，使他们明白在暴力革命中丧失特权不如自动的放弃为上算，暴力革命不是就能避免了么？我们相信英国人可以有这一点聪明。”（以上三段摘编自《费孝通散文》P164~171）
1945年8月，英国举行战后第一次大选。保守党忽视人民的要求，提出反苏反共和反对工党的竞选宣言。工党则成功地把握住了社会脉搏，提出了面对未来、消灭贫困、通过社会服务来满足人民需要的竞选纲领，赢得大选胜利。这是工党自参政以来赢得的一次历史性胜利，也是工党政治生命的重大转折，从此奠定了保守党和工党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
工党政府上台伊始，便大刀阔斧地着手进行改革。首先实行国有化，把银行、煤炭、民航、电讯、电力、交通等主要经济部门收归国有。其次建立社会福利制度。1945年开始政府颁布一系列重要立法，顺利地建立起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50年代初，工党政府的各项政策，基本上都已实现。1951年10月77岁高龄的丘吉尔，再度出山，组成一届新老兼容的内阁，保守党政府尽管人才济济，却并没有形成更高明的治国方略，而是借用工党政府的大政方针，继续推行前任政府开始的改革，仅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局部调整。五六十年代，英国虽然在西方大国中经济增长速度最慢，但也开始了经济发展与持续增长的“黄金时代”。（摘编自《世界当代史》P127 ~129）
70年代是英国的多事之秋，而经济问题仍是政府最为头疼，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西方世界的比重一再下降，到80年代已低于意大利。1970年6月，在提前进行的大选中工党威尔逊政府失败。1970~1974年，为保守党希思政府执政时期，但希思政府无力扭转英国的经济颓势，英镑不断贬值，社会动荡不定。1974年共党威尔逊政府和1979年工党卡拉汉政府都分别倒台。1979年英国提前大选，保守党马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政府上台。
撒切尔夫人面对江河日下的英国经济，一改以往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根据货币主义理论，实行“撒切尔主义”：①奉行货币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②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撒切尔夫人认为国有化不仅使企业对国家存在依赖性，失去进取和冒险精神，而且造成效率低下，产品不适应市场需要等众多弊端。因此撒切尔夫人表示扭转私人和国家之间被“歪曲”的关系，让市场作用重新成为英国经济的动力是她的主要任务。1979年以后英国政府先后把电讯、港口、汽车工业中的12家大企业，以不同形式加以私有化，私有化形式包括发行股票、合同承包、公司联营以及把企业卖给其经理及职工等。③改革福利制度。由于福利制度涉及公众的普遍利益，此项改革比较谨慎。
撒切尔主义实施的效果是明显的。1983年6月和1987年6月的两次大选中保守党均战胜了工党，撒切尔夫人得以两度蝉联首相。但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并没有解决一切问题。1990年11月撒切尔夫人在争取连任保守党领袖的首轮投票中即被淘汰，失去了首相职位。
保守党梅杰政府时期（1990~1997），上台伊始便违背了竞选时许诺的大幅度增税，一系列内政外交问题弄的梅杰政府焦头烂额。1997年3月民意测验显示：保守党落于工党。1997年5月英国大选开始了工党布莱尔执政时期。年轻的布莱尔打出“新工党、新英国”的大旗，使工党与工会之间迅速地拉开距离；放弃工党坚持了70年之久的公有制纲领；……经过改革，工党以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的面目出现，靠近广大中产阶级，增加了自己被选民接受的程度。（摘编自《世界当代史》P263~267）
在我看来，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英国简直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兵不血刃的较量，在较量中英国社会发生着渐进式的社会革命，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社会中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或战争，而社会却保持不断进步。这场较量的实质是社会公平与效率的此消彼涨，社会公平了，经济增长就缓慢甚至倒退，社会效率提高了，就会出现贫富分化，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公平和效率的矛盾也许永远是社会发展的一对对立形态，如何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平衡问题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课题。
（十六）
    除了费边社会主义外，世界上还有欧洲共产主义、非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流派等。
欧洲共产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是70年代中期以来以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为主的西欧共产党在实现社会主义等问题上所提出和实行的理论和政策，“欧洲共产主义”一词由前南斯拉夫记者弗拉内.巴尔贝里1975年在为意大利米兰《新报》所撰写的文章中提出。1976年初，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恩立科.贝林格在法国共产党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第一次使用“欧洲共产主义”一词。同年6月，这个概念在欧洲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为欧洲共产党所接受。1977年3月，意、法、西三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马德里举行高级会晤，联合发表《马德里宣言》。宣言全面阐述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主张，宣告了欧洲共产主义的诞生。欧洲共产主义的实际存在远远超出欧洲范围，遍及四大洲。欧洲有18个党派宣布奉行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除共产党之外，社会民主党左翼也加入进来，拥有党员330万人。意共、法共和西共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的三大支柱，三党共有党员230万人。欧洲以外的欧洲共产主义政党有：日本共产党、澳大利亚共产党、墨西哥统一社会党和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欧洲共产党人要求从本民族的实际情况出发，走适合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认为民主的社会主义和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与和平的道路是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内容，这时与苏联、东欧以及亚洲和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不同之处。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所写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全面概括了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成为欧洲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卡里略指出，欧洲共产主义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种新倾向，它忠于马克思主义原则，以批判的方式承认所有国家的一切成就；它要走民主的道路，独立制定自己的战略，不承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一个领导核心。他认为欧洲“社会主义力量可以通过普选首先进入政府，然后执政”，可以通过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改革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改造。沃尔夫冈.莱昂哈德在《欧洲共产主义对西方的挑战》一书中，提出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主张包括自主和平等；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共产党实行广泛结盟政策而不要求“领导地位”；开放马克思主义，承认对话；对苏联和东欧持批评态度；主张多党制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等。意共总书记贝林格提出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第三阶段”或“第三条道路”理论，反映了欧洲共产主义发展的新趋势。（摘自《世界当代史》P496~498）
非洲社会主义流派 非洲各国所奉行的社会主义，根据其基本的理论观点、主要政治主张和经济政策，及其对外关系的倾向性，大致可分为四派：（1）阿拉伯社会主义，强调阿拉伯民族主义特性的伊斯兰教传统；（2）村社社会主义，具有浓厚的非洲传统村社色彩；（3）民主社会主义，受欧洲社会党思想影响较深；（4）科学社会主义，自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后两派主要受到国际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的影响，前两派则主要受非洲传统思想和观念的影响。
由于非洲各国的国情各不相同，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各具特色。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埃及纳赛尔首创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别具一格的伊斯兰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布迈丁倡导的自管社会主义；突尼斯领导人布尔吉巴的宪政社会主义；著名的非洲政治家兼学者和诗人、塞纳加尔领导人桑戈尔的民主社会主义；加纳总理恩克鲁玛和几内亚领导人赛吉.杜尔所提倡的村社社会主义；坦桑尼亚领导人尼雷尔的乌贾马社会主义；莫桑比克的真正社会主义；马达加斯加领导人拉齐拉卡的福科诺洛纳社会主义；以及刚果、埃塞俄比亚等国的科学社会主义等。（摘自《世界当代史》P185~186）
伟大的小国 现代化的“新加坡”有“亚洲的瑞士”之称。1959年新加坡自由邦成立，人民行动党领袖李光耀出任第一届自治政府总理。1963年9月并入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8月新加坡脱离联邦，宣告成立独立共和国。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多次囊括全部议席，李光耀因此蝉联总理。作为华裔，李光耀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留学英国的经历又使他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情有独钟。他十分重视法制建设，善于处理劳资纠纷，强调民族和解的重要性。在他的领导下，政府机构精干简练，公职人员廉洁奉公，社会生活井然有序。（摘编自《世界当代史》P346~347）
我想说的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可以不信仰共产主义，但你却不可以反华；因为这毕竟是你的祖国，你的父母之邦，因你出生在中国而必须热爱她，爱国是不需要也不能附加其它条件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中，社会和谐才是中国发展的本质目标。李洪志早已沦落为国际反华势力的走狗，他的“中共是邪恶政权”的叫嚣只能加速邪教“法轮功”的覆灭。李洪志弄假一时，注定凄凉万古，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十七）
2000年以来，东欧各国政治生活中左翼力量纷纷崛起。这种崛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既是东欧各国自剧变以来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恶化的必然结果，也是这些国家人民的心态和政治取向有所变化的反映：
首先，这些国家剧变后出现的政局不稳，经济恶化和社会动荡，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而左翼力量的主张比较适应人们的心态。如匈牙利社会党把遏制危机、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其主要奋斗目标。明确提出“社会市场经济不能没有社会福利保障”,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保加利亚社会党提出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反对野蛮的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主张保护工人农民利益。波兰社会民主党明确提出恢复经济，反对失业、提高社会福利等，赢得了人民的拥护。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右翼力量打着“民主”和“反极权”的旗号，主张多党制和社会民主迎合了人们要求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和“特权人治”等状况的期望。但右翼上台后大权独揽，党派斗争愈演愈烈，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引发内战或分裂，使国家陷入无序状态，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对此感到失望， 而对右翼政权日益不满。此外，剧变之后，原有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秩序被彻底打乱，而新体制迟迟难以建立，国家经济陷入严重危机，生产连年大幅度下降，导致人们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失业率不断增高，有的国家30%以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私有化又改变了原有的利益格局，产权关系混乱不堪，右翼势力乘机浑水摸鱼，侵吞国家财产，几代人创造的财富大量落入少数人之手，社会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在人们心目中，经济转轨并没有创建起现代经济管理模式，而是倒退到了19世纪的资本主义。人们开始感到，把一切“罪恶”都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认为只要改换制度，就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的生活只不过是幻想而已。于是，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怀旧情绪，重新思考过去，希望找到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西方模式的道路。而左翼势力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适应多数人既对右翼政策不满、又不愿回到过去的心理，符合人们思变的要求和愿望。在这一过程中，中间势力也开始分化，多数转向左翼或中左翼方面，出现了左翼与中左翼合作或合并的趋势，从而加强了左翼阵营。
其次，社会主义在东欧国家发展了几十年，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是东欧国家左翼力量崛起的重要社会历史原因。东欧国家的剧变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时，右翼力量乘执政当局内部斗争之机，煽动和利用群众的过激情绪，加上他们同国外反共势力相勾结，从而造成了历史悲剧。其实，全盘西化、复辟资本主义并不是这些国家多数人的意愿和初衷。“人道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等等思想在东欧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苏联模式的失败，不等于科学社会主义失灵。如何从国情出发，探索一条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依然是这些国家有识之士的执著追求。
    总之，近年来东欧各国左翼力量（包括中左翼）相继崛起，一些国家社会党上台执政或参政同剧变之初政权易手、共产党被迫下台、右翼独掌天下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右翼力量的崛起和社会党在东欧八国的执政，充分表明剧变后的东欧人民已经度过了一个狂热的破坏时期和盲目模仿西方的时期。他们开始冷静地反思，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同时，这也表明东欧国家原有的政治格局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这一变化的趋势必将推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高涨，并进而促进全球性社会民主化进程。（以上五段摘自《世界当代史》P322 ~324）
    由于受明慧网的影响，再加上身陷国家暴力机关的因素，我一度仇视中国政权，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经过这几年的看书学习，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无知和愚蠢，真的成了李洪志的政治工具，成了国际反华势力的帮凶。司马南说：“我看，阴阳相生又相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眼下不好说哪种制度一定去掉另一种制度。就是感冒病毒还会变异哩。可能非此即彼，也可能AB融合，和平长入，也许南坡北坡都能攀上珠穆朗玛峰。对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我们不难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找到许多‘共产主义’的因素，而改革之后的共产党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中，许多许多东西则直接取自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西方世界。”（《我是司马南》P209）
中国佛教禅宗六祖慧能说：“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亦邪。”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也说：“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两种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把天、地、人并称为三才——宇宙间的三才，三才中，人处于中心位置，中国人认为人生的价值和目的就是“参赞天地之化育”。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人文关怀的特点所决定的。
费孝通说：“从这次大地震中恢复过来，我初步体会是做个社会里的成员必须清醒地自觉地看到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尽管有时较慢较微，有时较快较为激烈。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应当承认有其主动性。个人的行为既要能符合社会身份和一时的要求，还得善于适应演变的形势。学术工作也是个人的社会行为，既不能摆脱社会所容许的条件，也还要适应社会演进的规律，这样才能决定自己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应当怎样进行自己的学术工作。这种自觉可说是一方面既承认个人跳不出社会的掌握，而同时社会的演进也依靠着社会中个人所发生的能动性和主观作用。这是社会和个人的辩证关系，个人既是载体也是实体。”（《费孝通散文》P470~471）
李洪志说中国的社会制度是旧势力安排来针对考验“大法”用的，中国高层领导是“政治流氓集团”。且不说这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超越一切的主宰，李洪志天天说中国如此“黑暗”，那中国为什么却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如果说我们政府“无能”，那世界上哪个政府又属于“有能（耐）”呢？就象中国共产党做的好事要比错事多得多，不练“法轮功”的人永远比练“法轮功”的人多得多，爱国的人永远比反华的人多得多一样，我们看问题不能死盯住阴暗面不放，从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1946年费孝通在《英雄和特权》一文中说：“社会主义是一种看法，一种态度……传统的看法是个人英雄主义，历史是少数人创造的。没有人想到希腊罗马的文化是无数奴隶日夕劳动积累出来的表现。只看见花，不看见泥土。因之，社会的报酬属于个人，属于少数的人，构成特权。表面上看似乎很合理。但是花要开得好，不应该把它剪下来，放在花瓶里，而是应该多加肥料在泥土里。特权的报酬是剪花的方式。社会主义是浇花施肥的方式，有好泥土，自会有好花。”（《费孝通散文》P162）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外国人是怎样用“中国模式”来概括咱们的改革和发展的吧。“中国模式”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最新概括，主要是相对于美国模式、德国模式、日本模式和亚洲四小龙模式而言的。它探讨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其它国家的适用性问题。各国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强调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应该有一个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地进行探索；第二，强调发展的包容性、兼容性，努力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协调起来，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运行结合起来，把效率与公正协调起来；第三，强调发展的人民性，坚持以人为本；第四，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和文明传统；第五，强调发展的积累性、渐进性。（见《理论热点面对面（2006）》P058）
如果你明白了以上这些道理，李洪志曲解邵雍的梅花诗时所说的一堆屁话，就简直是痴人说梦的呓语了，李洪志的“法轮大法”只能是一对文化垃圾了，赶快从头脑中清除吧！否则你的大脑会让它腐蚀掉的。
（十八）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预言未来社会生机源泉仍将来自宗教，但这个宗教必须能满足人类的新需要：满足人们的科学精神、哲学精神，既能挽救西方的危机，又能挽救东方的困境，能赋予人们明辨和克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以贪欲为首的各种罪恶的力量，有利于把全人类团结为一体，去解决从现在到将来的一切问题。
我并不完全赞同汤因比的观点，因为他是站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基点上看问题，思想中或多或少带有些宗教的烙印。虽然中国佛教经过改革和发展可以满足汤因比预言的全部要求，但是我更赞同用中和位育的新儒家来满足人类的新需要，这样更便于包容全球的不同文明（中和位育的新儒家是我国著名学者潘光旦先生提出来的。）中国历史上，笃信佛教的南朝梁武帝和隋炀帝都是亡国之君，虽然这不是佛教的错，但是却印证了近现代政治学说中所崇尚的政教分离原则是完全正确的。我赞同费孝通在《孔林片思》中所说：“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费孝通散文》P441）时代呼唤新孔子，这个新孔子也只能从中华民族中出，西方人在短时间内读不明白中国的四库全书，佛藏、道藏，汤因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对儒家文明不会有太深刻的领会。正如温家宝总理对国外记者所说的那样：“不客气地说，我们对你们是了解的，但你们在很多方面对我们并不了解。”
陈寅恪先生审查完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之后，在《审查报告三》中写道：“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我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笔者注：此东欧意指欧洲处于北美之东之意，非今日之东欧诸国）（《中国哲学史》P441）
如陈先生说来，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则庶几近之也。我更是注意到邓小平先生所提出并付诸实践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同时想到其背后所对应的应该是“一国两意”（可能是笔者所创新名词，但无意于制造邪说，秘密结社，与李洪志当有本质区别，此属百家争鸣。）“一国两意”指一个国家两种意识形态并存，不但共存而且共荣，不但“各美其美”，而且要“美人之美”，当然谁占主导是不言而喻的，肯定是唯物主义占主导，唯心主义做补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中国人有鬼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传统，传统上的精致唯心主义（关于此说笔者并不赞同，姑先用之）不去领导和支配，李洪志之流的低级雍俗唯心主义必然乘机占山为王，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最近看《季羡林谈人生•牛棚杂忆》时，没想到季先生早有类似想法：“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古今中外一些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推理方式，也要认真学习，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百分之百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都是没有的。这就是和真空一样，绝对的真空在地球上是没有的。中国古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千万不要象过去那样把十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和教条化，把唯心主义的标签一贴，就‘奥伏赫变’。”（《季羡林谈人生•牛棚杂忆》P392）
其实香港、澳门回归的实践，已经证明一国两制是个伟大创举。费孝通先生说：“我在现场不是看热闹，而是在想“一国两制”这个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创造，也是中国文化对当今世界的一个贡献，会影响到今后东西文化并存共存的问题，我们可以容忍不同，如果大家都可以容忍不同，多元一体的局面就有条件了。”（《费孝通散文》P581）
我体会中央近几年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就是对一国两制的发展和完善，也许下一步就能提升到用“一国两制”和“一国两意”去统一台湾，实现大中华的统一和繁荣。因为，如果做不到“一国两意”，台湾执政当局必然会认为“一国两制”只不过是中共的骗人把戏而已。将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两岸三地的真正统一，建立起共存共荣的和谐社会后，其主流文化必然是中和位育的新儒家文化。这种新儒家文化必然是对建立人类和谐世界的重大贡献，甚至会成为全球文化融合的开端和归宿。中和位育的新儒家文化，其中心是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界于有神和无神的中间状态，即孔夫子所言“天道远，人道迩”，“不能事人，焉能事鬼。”
（十九）
小布什在一次对驻伊美军的讲话中说：“我们以解放者的姿态来到伊拉克，我们终将以解放者的姿态离开。”当时处于痴迷状态的我还在想，伊拉克人民应该感谢小布什，美国人的到来将会使伊拉克的民主化进程缩短至少50年；心中还幻想着若小布什能把我从“邪恶政权”的“迫害”下解救出来，我的多感谢小布什呀；只是可惜中共太强大了，小布什不会为解救“大法弟子”而同“邪恶政权”交战的；但是美国维护人权的正义之举确实值得钦佩。
我在认清李洪志的邪恶面目后，才真正明白了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的那句名言的深刻含义：“国家之间只有利益，没有其它。”美国人以世界宪兵和人权卫士的面目出现于全球每一个热点地区，他们的真正目的真的象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么光辉伟大吗？看看他们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什么：遍及全国各地的无政府状态，永无休止的教派冲突，令人防不胜防的人肉炸弹，不知何时会殃及自身的冷枪、流弹。这就是美国人带给伊拉克人民的解放吗？我想每一个有良心的清醒的伊拉克人都不会要这种解放，他们都会发自内心地怒吼：美国佬，滚回去！可是伊拉克成了美国执政当局手中的烫手山芋：一旦美国撤出，伊拉克必然面临全面内战；一日不撤，意味每天着数十亿美元的开销和无法预知的人员伤亡。小布什真的是左右为难、焦头烂额，可是在自己有意编造的战争理由下酿就的苦果，只能由自己来品尝了！俗话说：“神仙打仗，百姓遭殃。”这场战争的真正受害者却是美、伊两国的老百姓：双方都得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二战后，热战的痛苦美国人品尝的不少了：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到最近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政府的穷兵黩武在维护其自身战略利益的同时，也使其国力大衰、民怨沸腾。聪明的美国人当然想到了另一手：和平演变。自从西方国家兵不血刃地使前苏联和东欧诸国在一夜间变了颜色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尝到了和平演变战略的甜头，他们用于对付中国的和平演变战略更加完善了，加紧对中国展开一场旨在促使中国也象苏联解体那样的意识形态战争。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极机密的《行事手册》中，关于对付中国的部分，最初撰写于1951年，以后曾经修改多次，至今共成10项，内部代号为《十条诫命》，包括如下一些险恶内容：
1、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蔑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曾经强调过得刻苦耐劳精神。
2、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3、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中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4、时常制造一些无风三尺浪的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5、我们需不断地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在一些国际聚会的场所，拍摄照片是要特别留意，这是丑化他们的最佳时机。我们要透过一切可能，让他们的人民在无意中发现，他们的领导是丑陋的、怪模怪样的、卑鄙的和污秽的。
6、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宣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就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地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一定要不择手段。我们的商业机构和人员，都绝不能以占据了商业商场为最后目的。因为商业市场回转眼就失去的，如果我们没有占领政治市场的话。
7、我们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的心目中就会垮台了。
8、我们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的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来，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善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更强的动乱。
9、我们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于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10、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和可能成为他们的敌人的人们。（见《透析邪教》P230~231）
从美国中央情报局20世纪90年代抛出的对付中国的《十条诫命》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战略不断发展和完善。认真读完这10条，我猛然发觉除了第七、八两条外，其余八条都曾在我身上起到了作用。当然了，这种感觉我在处于“法轮功”痴迷状态时是不能自觉的，也不会承认的。2006年为“法轮功”奔走呐喊而受恶报惨死的封莉莉、李国栋和张孟业（封莉莉是美国德克萨斯州医学院教授，李国栋是纽约新唐人电视台主要负责人，张孟业教授是胡锦涛主席的大学同班同学。），至死都不会承认自己成为了邪教“法轮功”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双重牺牲品！如果我在2001年时跑到香港（这是很容易办到的）或海外，我一定会和反华势力搅在一起的，那么最终我必然会落得个和以上三位相同或更悲惨的下场。这三位都是“名人”，在“法轮功”的门户网站——明慧网上，他们被炒得使所有的练习者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一旦死于非命，明慧网却从此对其只字不提，典型的“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死后在靖国神社里还有个牌位（虽然这让亚洲人民十分恶心），可这些被李洪志称为“圆满”了的神，一旦魂消魄散、死于非命，在邪教“法轮功”那里却没有任何“神位”可言！真是可悲！可叹！又可笑！
虽然我进了监狱，但是这是我故意对抗法律的结果；每个成年人都得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承担相应的后果，这是天经地义的。我曾是个助纣为虐的害人者，却同时也是一个受害者，党和政府一刻也没有改变教育、感化、挽救的政策；我曾是一个仇视中共政权的敌对分子，却同时又使一个受愚弄者，党和政府一刻也没有放弃救助邪教痴迷者的初衷。回顾1999年以来我的所作所为，无一不在反社会、反政府、反人类、反科学，可以说是一无是处，没有一样对得起党和政府多年来的教育和培养，所以我发自内心地说一声：“我负共产党！”

费孝通说：“我认为应当采取吴泽霖的‘天平’，他是以个人得之于社会和对于社会做的贡献作天平上两端的砝码。……这一切都是社会给我学业的投入。以此沉重的砝码压在天平的一端，立刻显示出了我产出的单薄和轻微了。在这客观的事实面前我怎敢作出强自提高的评估呢？”（《费孝通散文》P518~519）费先生著作等身，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谈到自己时却又如此谦逊，实在是令人肃然起敬。我若用这样一架天平来衡量衡量我自己，我简直是无地自容、羞愧难当：我是××市高校最后一届公费生（本科）中的一员，之后所有的人上大学都得交学费，国家在我身上投入了不小的成本；可我在毕业后仅工作了三年多，剩余的时间全部用来替邪教“法轮功”摇旗呐喊，这是在危害社会，将我对社会的微弱贡献抵消一部分后，我在“对社会所做贡献”一端不但没有砝码，甚至是一个大大的负砝码！我有罪，而且是罪莫大焉！要知道，我们国家在1993~1997年间，高等教育属于精英教育阶段，全国的高校在校生总数量还没有现在一年的招生量多，在我上全国重点大学的时候，全国得有多少同龄人没有这样的机会呀！痴迷邪教真的是我对社会所犯下的一桩重罪，在此，我真诚地忏悔，请求党和政府宽恕我的罪过。
可是，造成我肆意违法犯罪的原凶是李洪志，这斯如今依然逍遥法外，继续为人类制造文化垃圾、文化大便、文化鸦片，我将保留随时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或国际法院起诉这个恶魔的权利！如果我有足够的资金，我会立刻着手这件事。不是我不宽容，我睚眦必报，如果李洪志能够良心发现，能够恢复人性，立刻停止制造邪说，并真诚向所有的被欺骗者谢罪，那么我不会不宽容于他的。同时我也希望那些如今还在痴迷邪教“法轮功”的人，尤其是海内外的华人知识分子练习者们，能从我身上汲取教训，千万别再执迷邪见、追逐魔说，干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了！因为那将使你万劫不复！恶报无边，回头是岸吧！

信悟依缘
2006年12月30日手稿
2007年03月09日修改
（作者注：我服刑期间所在监区的×监区长是一个具有学者睿智的警官，曾给予我这样一个邪教死硬分子以难得的信任和尊重，这对于身陷囹圄的“臭老九”来说已经是感恩不尽，因而也足够了；×副监区长仅年长我月余，所以沟通起来基本没有障碍，两位领导的信任使得我有足够的时间和方便条件用来恢复久违的科学理性和怀疑精神。感谢监区所有警官在服刑期间所给予我的关怀和帮助，同时感谢全天下所有善良和理性的人们！真诚地谢谢大家！）
主要参考书目：
1.《费孝通散文》张冠生 选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4月版。
2.《全球通史》斯塔夫里阿诺斯（美国）著，吴象婴 梁赤民 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5月新1版。
3.《世界当代史》孙颖、黄光耀 主编，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年1月版。
4.《我是司马南》司马南 著，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5.《我是何祚庥》何祚庥 著，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6.《我是郭正谊》郭正谊 著，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7.《我是于光远》于光远 著，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8.《透析邪教》孔庆峒 编著，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
9.《中国哲学史》冯友兰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10.《论语别裁（下）》南怀谨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1.《追问信仰》刘建军 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12.《羡林谈人生•牛棚杂忆》季羡林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13.《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林达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
14.《理论热点面对面（2005）》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编，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
15.《理论热点面对面（2006）》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编，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
16.《解读神秘》申振玉 张晓林 主编，科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17.《真相vs“真象”》王志刚 宋剑锋 编著，香港文化出版社，2004年8月版。

作者EMAIL:xinwuyiyuan@sohu.com

[ 本帖最后由 信悟依缘 于 2007-7-14 09:29 编辑 ]

你写这篇文章意思是什么,是共产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告诉你吧,现在没什么人相信这句古训了,起码我这里的人是这么想的,不知别人还有没有这想法?

信悟依缘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只是想理性地看待共产主义。任何事物都有成住坏灭的过程，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概莫能外！望君明鉴。

fuyou110

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希望在你今后的人生走的更好!用一句话来讲,你得到了新生!走出来了!

小蜜蜂

楼主作为一名工科的学者，有如此丰富的文科方面的知识，小蜜蜂甚感钦佩，但从楼主的言语间，我感到楼主现在信佛教了，不要怕别人对你的攻击，是真理就要坚持，共产主义是真理，我觉得就应该坚持。支持楼主。

就算是真理,可是现在的中国是共产主义社会吗?请问信悟,如果是真理,那么中国这30年的巨大变化是共产主义带来的吗?如果是真理,那么中国为什么还要改革?
         就算是真理,可是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享受的真理,也就是中国上层社会过的是资本主义生活,而下层劳动人民过的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生活,你是不是也应该上上流社会享受一下共产主义真理呢?

多数轮子都是想打着幌子出国寻求所谓政治避难.找了个不合法定居的理由而已.最终成了反华反共组织的马前足.自己懂什么政治?你们不就是从外国人那里拿点钱而已?想想自己成了什么了?是卖国贼!

唐老鸭

此文值得认真细阅！很多看法与观点值得人们深入思考！当然，这并不是要全部肯定楼主什么，主要是要肯定楼主的质疑、批判精神的理性回归与复苏！

顶一个！

性本善

支持你:信悟依缘
"我愿为成为一名坚强无畏的反邪教战士！"

楼主您的妻子也同您一样观点了吗?

唐老鸭

二观楼主此文,建议斑竹给予考虑加精吧!

唐老鸭

引用:

原帖由 Guest 于 2007-3-13 13:16 发表
楼主您的妻子也同您一样观点了吗?

我觉得他太太的观点与楼主一样或不一样,与原文并无多大瓜葛!

宝善寺袁

楼主能够冲破李洪志的精神枷锁，重新去饱读众家之作，使自己的思维观念重新回归到我们常人中来，值得恭贺，俺祝您今后的生活幸福美满。

小蜜蜂

我觉得这位兄弟眼光比较狭窄，既没有对历史有过回忆，也没有对未来有正确的认识，客观地说，社会上存在这样那样不如意的地方，但这是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对于我们党同样要用这样的方法去看，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终目标，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阶段，而且还是初级阶段，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还得强调我们应用辨证的、历史的观点看问题。请指教。

任何人不可能不犯错误,社会制度也一样.人犯了错误就要改,社会制度也要不断完善,所以要改革.

莲舟

如果依缘兄真的信了佛，那也真是很可喜的。不管怎样，都非常恭喜楼主冲破了枷锁，走向了重生！真的很为您感到欣喜:

-------------------------------
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

楼主,谁都有犯低级错误的时候,关健是认识了以后怎样对待.你很勇敢,也很有反省的智慧能力,是个对自己对他人负责任的人.你文笔甚佳.顶你!!!!

建议楼主再看一看方舟子的有关科学精神的文章，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因为我现在不再信神啊佛啊之类的事儿了。

真正的佛法是智信，绝不是迷信，也不崇拜偶像。我认为佛法本质是帮助我们见到宇宙实相，进而了生脱死。爱因斯坦说：“如果有任何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瘸子， 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瞎子。”其实将佛法宗教化，本身就违背佛陀的初衷。君不见：“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但不会每个人都相信的，须有善缘。

[ 本帖最后由 信悟依缘 于 2007-12-12 22:44 编辑 ]